0后李阿倩初回乡时，感觉很孤单：在本地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小县城没有咖啡厅、没有游乐场、没有公园。但如今她感谢当初回乡的决定，她在家乡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该职业是2020年人社部发布的16个新职业之一。在专家看来，像李阿倩一样在县域务工的乡村女性，回乡从事基础农业已经不太可能，只有在新的维度中找到可能性，才能实现高质量就业。“数字时代下，女性的就业结构正迎来巨变”。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江华最近在陕西一个县城调研时发现，当地有180人干起了新职业。不同于本地常见的饭店服务员，他们的工作是“教”机器人识别各类数据，这些人工智能训练师中，女性的比例超过六成。
在日前举行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绽放数字就业‘她力量’”研讨会上，多名专家带来了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及乡村女性就业的观察，他们的共识之一是，在中西部欠发展县域，从事数字领域的工作是当地女性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该研讨会也是“数字木兰”女性发展年会活动的主题讨论之一，这场关注女性发展的活动，由蚂蚁集团举办、蚂蚁公益基金会支持。
到“回不去的家乡”找数字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对县域女性就业更友好吗？对于这个问题，90后李阿倩有两年多的体验，她现在是陕西省靖涧县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
3年前，她因迷茫回到家乡小镇。过去在大城市，这个异乡人开过奶茶店、当过服装公司采购员，做过财务工作，“觉得生活能一眼望到头”。但回到家乡，离家十多年的李阿倩最先感受到的是孤单。
在活动现场，李阿倩回忆了这份孤单：在本地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小县城相对闭塞，没有咖啡厅、没有游乐场、没有公园，但她仍感谢回乡的决定。她在家乡成为人工智能训练师的2020年，该职业刚成为人社部发布的16个新职业之一。
“当时人工智能训练师较为新兴，工作内容包括对文本、图像、语音等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标注，为人工智能产品做大数据积累。”李阿倩后来知道，无论是智能音箱还是地图导航，很多数据她和同事都在后台识别处理过。她说，人工智能训练师在“教”这些产品认识这个世界，这份工作也带她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数字时代下，女性的就业结构正迎来巨变。”在杨江华看来，包括县域女性在内，进城务工群体如果在学历暂时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很难在城市中积累人力资本，最终不得不选择回归故土，但能不能回得来、有没有可能落得下脚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像李阿倩这样新一代的乡村女性，回乡从事基础的农业已经不太可能，只有在新的维度中找到可能性，才能实现高质量就业，并助力县域的可持续发展”。
他说，数字就业正是可能性之一。他结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数字职业说，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拓宽女性就业创业选择面、打破女性就业时空约束、降低女性职场歧视与天花板效应等，提升女性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释放我国人口的性别红利具有重要的带动意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陈龙带来的一组县域女性数字就业调研数据则显示，67.9%的女性从业者明确表示未来会继续在县城发展，如果能将该岗位与社保挂钩，则将有72%的员工愿意长期从事该工作。去年5月-8月，陈龙跟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的课题组，到8个欠发达地区的县域数字就业中心进行调研，共访谈123人，其中女性为110人。受调研的县域数字就业中心就包括李阿倩所在的陕西清涧县数字就业中心。
在陈龙看来，数字经济时代，新的区域分工正在形成，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县域来说，人工智能训练师、云客服等数字职业能够盘活当地人力资源，尤其是为女性就业带来更多可能性。
数字就业“她力量”
实际上，新一代乡村女性看到更大世界的同时，也为县域的发展带来活力。
熟悉李阿倩的鱼涛，是陕西清涧县数字就业中心负责人，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过去3年，该数字就业中心成为当地最大的用工企业，目前180名标注员，八成以上收入高于该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收入最高的员工平均每月有7000多元”。他还注意到，随着返乡年轻人收入的增加，县城里奶茶店、面包店逐渐多了起来，消费人气开始显现。
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的县长也曾告诉来调研的学者，年轻人以前在县里只有两个职业选择，一是公务员，二是服务员，但县域数字就业机会多起来后，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整个县城动起来了”。
杨江华结合另一名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返乡创业者郭娟的例子说，县域的市场结构较小，往往是本土交易，但数字经济的发展能让小产业连接大市场，也为本地的产业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探索电商直播等数字化模式是郭娟创业故事的起点。十多年前，郭娟东拼西凑5万元开了网店，当时销售的麻鞋以凉鞋、凉拖为主，一些用户在收到麻鞋后反馈意见：麻鞋不防水、品种不丰富、样式不够时尚。这都为郭娟和团队后来研发新麻鞋提供了方向，2021年，郭娟把更轻、更软、更时尚的甘谷防水麻鞋带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甘谷麻鞋的市场也扩大到意大利、澳大利亚、德国、韩国等国家。她说，希望甘肃大山里妈妈们的手艺被更多人看见。
“直播带货看似容易，但背后涉及运营、物流、客服等多个环节，不仅需要创业者有数字能力、数字素养，还要具备经营管理能力、团队建设能力等。”在杨江华看来，数字经济时代下在县域创业，更需要培育市场能力，而非过去被看重的关系能力。他尤其提到了数字能力与素养提升的重要性。他说，乡村女性在数字创业、就业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能力，能帮助她们应对变化着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帮助她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陈龙以人工智能训练师为例说，数据标注工作很多时候要具备金融、法律知识，很多人一边标注一边学习，“这是潜能挖掘与收获自信的过程。”他结合数据补充说，在去年5月-8月的调研中，91%的从业女性认为她们的工作能够帮助到别人，94%认为目前的数字就业扩大了她们的社交范围。“对于县域女性而言，数字就业的增长性不仅体现在工作能力方面，还体现在让她们变得更加自信、乐观和向上。”
对此，李阿倩也分享了一个身边的案例。她记得一位一起参加培训的宝妈，因为学历不高、不会操作电脑，在培训半年时曾想要放弃，但还是靠加班练习拿到了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资格证。“去年我收到她发来的信息，说‘挣的钱多了，愿意听你说话的人变多了’。”如今拥有自己团队的李阿倩说，工作从来不仅仅是工作，也不仅是生活的保障，更是追求自我的底气。